奕20论坛｜让幼儿园连接社区与公共生活实践案例——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教育
原标题：奕20论坛｜让幼儿园连接社区与公共生活实践案例——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教育
有谚云：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更离不开社区和社会环境。好的幼儿教育不是隔绝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当地社会生活和能够融入社区的。幼儿教育的发展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而是应与当地人口、就业及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而当下学前教育过度强调儿童的专业发展，强调功能化、标准化和机构化。这些导向事实上造成了 “社会福利”和 “家庭支持”功能的弱化，割裂了家园之间的联系。
对于儿童成长，我们应该重建家园关系，弥合教育与社区、与公共生活的裂痕。“重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公共生活的联系，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重大主题。它既是在关注教育的社会使命，也是在探讨全新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教育与社会、与公共生活的联系是教育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杨东平，2009）
如何促进幼儿教育与社区、公共生活的连接？“奕20•学前教育未来视野”论坛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进行分享。本期分享的是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实践案例。
在城市社区里，有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四环游戏小组十几年扎根在北京城市社区，在艰难中成长，在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城市社区融合教育和非正规学前教育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
四环游戏小组的成立源于2004年3月的一次社会调查。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附近的一个超大的农贸市场，有六七百个摊位，几十个学龄前孩子在其间奔跑嬉戏，他们是农民工摊商的孩子。大学生在调查的同时也在考察周边有没什么场地，可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2004年4月7日开始了第一次活动。最初是在市场管理办的小院，活动材料是两大塑料袋图书、旧玩具和废旧材料，孩子们从家里带着小板凳来参加活动。两个月之后，一间闲置的库房被腾出来，西城区工商部门为我们配备了桌椅，这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室。
四环游戏小组意在探索适合流动儿童的不同于正规幼儿园的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性，主要力量是大学生志愿者，希望能够通过外力推动，造血而不是输血，激发当事人的教育主体意识，开展社会互助，以社区非正规教育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半年后，四环游戏小组尝试由家长轮流值班当辅助老师，并且从中物色适合的人选成为专职老师，但条件一直不具备。
2010年5月，市场管理办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我们搬离。那是个夏天，大学生带着孩子们每天在市场周边找街巷空地坚持活动，“打游击”持续了3个月。8月，家长发现有一处私房闲置且合适，于是我们租下来，在这个小院开展活动至今，已有十余年。2011年终于有了第一位专职的妈妈老师。数年间共有6位妈妈老师，其中几人因孩子回老家上学，不得不离开。
家长轮流值班当辅助老师成为制度，每家每周一个半天。专职的妈妈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合作搭班，相互协作，边做边学，不断成长。2014年，大学生全部毕业离开，非正规教育管理运行成功转型。
现在四环游戏小组的3位妈妈老师差不多撑起了全部日常工作，包括与家长沟通、成立家长委员会、推举校长为大家义务服务、推动组织的管理运转等，内生力量得到增强，最初的愿望得以实现。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障碍，但 “开弓没有回头箭”，好在我们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
下面探讨四环游戏小组这一公益组织近20年来发展非正规教育的内在逻辑及一些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流动的农民工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大军，他们为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制约，以及城市社会管理服务的滞后，流动的农民工在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权益被忽视，成为城市的 “边缘人”（杜越、汪利兵等，2004）。
四环游戏小组秉持幼教前辈晏阳初、陶行知、张雪门等的平民教育精神，关注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致力于探索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的民间道路，为构建和谐社会尽一己之力。
大学生志愿者走入并长期深入流动的农民工摊商工作和生活的现场，走近他们的孩子，发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教养方式，以及对学前教育的真实需求：隔绝的生活圈子，放养的教育方式；粗放的生活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无规律、成人化的生活作息；贫乏的文化氛围，缺少沟通交流的亲子关系；城市过客的生存状态，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幼儿身份在流动和留守之间转换。四环游戏小组力图在此境况中探索适宜的解决途径。
四环游戏小组作为一个公益类教育组织，通过近20年来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面向流动儿童、具有文化适宜性的学前教育道路。
四环游戏小组，既是孩子们游戏的天地、家长育儿互助的场所，也是志愿者学以致用、进行教育研究的基地，体现出了教育的乡土化、平民化趋势。
取名 “游戏小组”，意在强调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方式，同时意味着这是通过社会互助方式实施的一种非正规教育形式；以 “四环”胡同即社区名称命名，有利于增强相关当事人及社区公众的认同感、归属感。
四环游戏小组的师生数年来置身现场，开展持续的行动研究，致力于构建适合流动学前儿童的课程教学体系，同时注重引导家长，增强其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意识：首先，依据儿童特点及其生活状况，制定相对规范的作息计划；其次，在教育内容上注重针对性，将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和社会交往能力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并以多种方式突出语言教育和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最后，安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课程中反复强调及提醒家长的内容。
四环游戏小组开展三种形式的活动：面向儿童的活动、面向家长的活动、兼顾亲子的活动。
四环游戏小组非正规教育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实施“以参与者为中心”的教育：教育儿童与引导家长同步一体，尤其注重后者。一方面，对流动儿童实施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教育，扬长补短呵护其自然天性；另一方面，激发家长的育儿信心，把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学前教育最初的源头在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比教育学习管理机关更大而且是无法替代的。
四环游戏小组把家长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创新了家长工作的方式和途径，以多种方式拉动家长参与教育，如让家长轮流排班担当“爸爸老师、妈妈老师”辅助志愿者老师，进而成为专职老师，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家长会，开展家长读书会和自制玩教具活动等。家长通过参与教育过程，以及分享育儿经验和交流讨论，逐步转变育儿观念和教养方式，增强教育主体意识和树立育儿信心，使学前教育回归本源，让儿童真正地健康成长。
家长们在参与中学习，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通过育儿互助解决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即因育儿结成教育共同体，成为游戏小组的主人。
家长增强了教育主体意识和教育自信，热情参加教育，承担起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把教育延伸到家庭之中：关注自己的孩子，花时间和孩子互动，增进亲子关系，调整和改变生活方式，体验亲情、感受家庭的温馨和睦。
四环游戏小组实行混龄教育，同时开展特殊儿童融合教育。其所收托的孩子中既有流动儿童，也有社区居民的孩子。近20年间，有近千名孩子走进四环游戏小组，超过2000名家长参与活动；百余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以及多所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这里实习，担任志愿者老师；周边社区的热心人士及部分幼儿园老师给予了这一些孩子教育支援，或是别的形式的支持。四环游戏小组的非正规教育让所有去参加了的人都获得了成长。
四环游戏小组成为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新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作为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组织，其帮他们分享育儿经验、探讨教育话题、共享娱乐休闲，并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进而推动学习化社区的建设。
在四环游戏小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坚守下，四环游戏小组截至目前已走过近20年历程。其间，“四环人”形成了自己的理念，摸索出了一套很成熟的适宜于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非正规学前教育，即社区教育模式。
四环游戏小组组织或参与了数十场教师培训活动，如面向流动儿童的种子项目、“西部阳光项目行动”等，传播并推广基于社区的学前教育模式，让更多流动儿童受益。自2010年以来，四环游戏小组举办了三届全国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论坛，其理念得到了认同并被广泛传播。
2014年至今，四环游戏小组经历了种种困境。面对挑战，其主动适应外部环境与现实需求的变化，注重从当事人群体中培养专职妈妈老师作为主要力量，进行非正规教育管理运行转型，内生力量得到增强。2016年，四环游戏小组的公益组织身份终于获得北京市民政局认可。
四环人始终秉持 “爱心、自立、分享、共建”的信念，不忽视每一个孩子，不拒绝做每一件小事，凝聚每一份力量，抓住发展的机会，协力让四环游戏小组这一点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非正规教育”一词最早出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的提出与人们对正规教育的局限性的认识和批判直接相关，并且受到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终身教育理论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有感于传统的学校教育不足以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儿童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没有办法获得学习机会，未能被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所接纳，而社会无疑存在着潜在的教育资源。因此，有必要充分的利用这方面的资源，为这部分人群提供教育服务。非正规教育扩展了教育的时间和空间，使教育成为广义的过程（肖丽萍，1998）。
1973年科恩斯提出了非正规教育的定义：“在现行的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任何有组织的旨在为明确的服务对象和学习目的服务的教育活动。”四环游戏小组是没有围墙的幼儿园。四环游戏小组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非正规教育作为社区教育具有地域性，供与需紧密联系，能够灵活而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满足特定的教育需求。
第二，就地取材、能者为师。非正规教育是根据当地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兴办的，成本低而效益高。它可以充分挖掘和运用现有社区条件和资源，如旁边的环境场地、闲置房舍设施、社区物质材料（包括废旧物品、自然材料）、民间文化等，再如家长、热心人士、退休教师等人力资源，以能者为师。
第三，守望相助、共生共建。非正规教育具有开放性、共同参与性等特点，并且与社会融合程度高。非正规教育就在街巷邻里之中，与社区有着天然联系，因而具有广泛参与性。社区内的幼教机构可当作社区文化中心发挥辐射作用，并将集中的教育资源用于服务社区公众，实现社区共有、共享。
四环游戏小组近20年来慢慢成长为一家致力于为家庭育儿提供支持的社区服务机构，通过培养妈妈老师和实行家长自治，唤醒家长的教育主体意识，挖掘其教育潜力，促进社区居民交流与社区融合，让社区成为孩子的家 。
幼儿园是干什么的？四环游戏小组一直以来没有停止思考这一问题。幼儿教育应当回归本位——以非正规教育的方式发展，提供托幼服务和家庭支持，因而福利性是幼儿园的核心功能。非正规教育属于大教育范畴，是社区教育的一种形式。国内外有大量家庭托儿所、日托中心等，它们均依托于社区或与社区紧密融合，提供就近便利的托幼服务。
这里的福利性是指提供最基本、最必要或是最低限度的托幼服务，这种服务是每个个体都能够获得的。事实上，世界幼教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提供托幼服务是幼教机构的根本社会职能，幼儿教育迫切地需要强调其本分——看护、照顾孩子。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幼教的教育性功能有所增强，但是托幼机构仍然具有不一样于学校的独特性质。对孩子和母亲而言，机构的福利性功能无疑是第一位的，家庭式托育正好符合这一特征。“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家托已经被认为是这一个国家儿童看护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菲利斯·Ｍ．科里克等，2019）。依托于社区的非正规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往往规模较小，但与社区融合程度较高且非常便利。幼儿教育要扎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
以非正规教育方式发展幼儿教育符合教育改革新趋势，是对传统正规教育的制度化、标准化、封闭性和单一性的突破。首先，非正规幼儿教育为社区内处境不利儿童提供了受教育机会，扩大了幼儿教育的受益范围，保障了每一个儿童的教育权益。
其次，非正规幼儿教育提供了灵活多样甚至是不拘一格的教育形式，使家长能有多种选择，有利于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遗憾的是，全日制幼托服务这种单一类型和标准，已然成为国人占主流的思维定式。这种状况必须打破。
幼儿教育不仅有正规幼儿园，还可以有家庭式托育等非正规形式。幼儿教育发展应多样化、多元化，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服务形式。有咋样的条件和需求，就可以办什么样的园。
最后，幼儿教育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国内外家庭育儿中心大多是民间自发兴办的，是需求导向的。非正规教育的兴办主体多元，有益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能够吸纳专业教师和社区人员就业，将潜在的社区力量和资源转换为现实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吸引社会公众关注、支持和参与幼儿教育，在全社会树立 “儿童优先”的意识，普及科学育儿观念和方式。非正规幼儿教育在动员家长参与、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唤起家长的教育意识并促使其扮演好第一任教师的角色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这也是终身教育的应有之义。
好的幼儿教育能紧密联系当地社会生活，并能够融入社区。幼儿教育的发展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而是应与当地的人口、就业及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非正规幼儿教育把发展教育的条件、形式与目的效果统一起来考虑，因而符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利于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当地环境同时满足实际需要的教育，实现低费用、低投入、高效益，使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区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依托于社区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实现教育与社区生活的互动和双向促进。
在这一意义上，非正规教育对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启示：学前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化模式，因地制宜，适合儿童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国内外幼儿教育的大量案例表明，好的教育一定是自然质朴而有温度的。当下过分追求物质技术，鼓吹教育精致化、无菌化，以及过度育儿和追捧所谓的“专业化”的儿童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做法，已然远离了日常生活，背离了幼儿教育的本意，使教育发生了异化。
四环游戏小组近20年的历程表明，非正规教育模式是有生命力的，幼儿教育具有多重可能性，不同的幼儿教育是不一样的风景。
儿童权利保障任重而道远 。截至2022年，《儿童权利公约》颁布已33年，中国政府签署这一国际公约决定履行责任也已经30年，然而儿童权益，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如流动儿童或是农村儿童的权益常常被漠视。例如，近几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要控制人口，流动儿童不得不返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儿童受到伤害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等等。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儿童福利法，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城乡二元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区，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大道至简。幼儿教育迫切地需要回到人，回归常识和朴素生活，回归多姿多彩的真实世界。“教育是立于行的智慧”，好的教育是一场修行。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努力，从而汇聚经验和力量，推动改革深入开展，加快问题的解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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