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大异常尴尬：人体摄影被当制黄贩黄(图)

　　我们生活的周围总有一些尴尬产生，而且这些尴尬并非旁门左道、野史另类，都是堂堂主流社会的尴尬，让人哭笑不得。2002年的尴尬事让人们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之后，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它们留下的思考和启示却总也抹不去。

　　8月北京街头出现了“免费的午餐”——北京某出租汽车公司为了回报社会献爱心，让10名“文明标兵”开着出租车在北京四环以内免费接送客人，还打出了“回报社会，全天免费”的横幅。但出人意外也让主办单位感到尴尬的是，无论“标兵们”怎么吆喝，行人却宁肯花钱坐别的出租车，也不愿坐“免费的士”。

　　这事儿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想起来又很正常。如今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情太多，因贪图小便宜而受骗上当的事情也不胜枚举，突然从天上掉下“打的不要钱”的“馅饼”来，谁敢不问青红皂白伸手去接呢？

　　无独有偶，西安一位青年农民龚德银，为了将捡到的装有万余元现金和其它东西的皮包交还失主，行万里路还万元款，而他自己当时还欠着别人一屁股债。这样的举动太难以让人相信，以至南方某报发表《睁大你的眼睛》一文，对龚德银的义举表示怀疑，甚至怀疑这样做好事别有用心。

　　缺乏诚信是不讲诚信的事件和现象太多导致的。甭管“免费的士”之举是否违反了人们的习惯思维和处事哲学，“免费的士”、“千里还款”受到怀疑，至少说明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和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信任危机。

　　10月8日全国首届人体艺术摄影大型展览在闹市区的一个大厅里隆重开幕，参与这次展览的人体艺术摄影师们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10来位人体摄影师在众人面前公开露面的时候，谁能想象，他们在日常的人体摄影创作中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

　　黄旭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那天下午，他带着一位在职高读书的女孩子，趁着大好春光，来到深山老林里，拍摄早就构思好的作品。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黄旭升和女孩子都一愣神。黄旭升以为是过路的汽车，就不以为然地说：“别管它，没事，咱们继续拍！”

　　然而，马达声越来越近。透过树的缝隙，黄旭升看到一辆警车。黄旭升意识到不妙，赶紧让女孩子穿衣服。女孩子刚穿上内裤，几名警察就来到了他们身边，有的手里还掂着手枪。其中有位喝道：“不许动！”另一个人举着警用照相机，把黄旭升连同裸着上身的女孩子一同拍了下来，作为“罪证”。

　　尽管黄旭升一再解释，他和女孩子是搞人体艺术摄影创作的，并非在拍黄色照片，但无济于事。在公安局里，几个警察非要黄旭升交待他的“制黄贩黄”罪行。后经黄旭升一位爱好摄影的年轻检察官朋友说明情况，才被放了出来。

　　7月11日，是小英雄丁中兴去世两周年的日子。而他的家人仍在四处奔走，他们要把孩子的骨灰盒放进湖南省衡阳市烈士陵园的烈士塔。

　　两年前，13岁的丁中兴跳到河里，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小学生，自己却沉入水中。没有人否认小中兴是个小英雄，但围绕着小中兴是不是革命烈士，却发生了分歧。目前我国对追认烈士并无年龄限制，但有关部门认为小中兴还是未成年，不一定具备革命烈士的思想境界，由此不予追认小中兴为革命烈士。

　　2001年6月15日，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政府向衡阳市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追认丁中兴“革命烈士”的请示。12月７日，省民政厅“认为丁中兴符合追烈条件”，后衡阳市人民政府签发了《关于追认丁中兴同学为革命烈士的请示》。

　　但2002年3月，省民政厅突然做出了“因丁中兴（年仅13岁）未成年而发生争议，丁中兴是被监护人，限制民事行为，故对其追烈不予通过”的决定。

　　今年8月2日，湖南省民政厅优抚处负责此事的叶科长说：“作为未成年人，小中兴可能并没有能力对危险性和后果进行充分的预见，救人只是出于本能。因此，小中兴可能不一定具备烈士应有的思想境界。而这样的褒奖可能误导很多未成年人一看到有人落水就去救、看到起火就去扑。”

　　让丁中兴父母感觉不平的是，国家评定烈士的惟一法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里并没有对烈士进行年龄限制。丁家人还了解到，在其他省、市，一些舍己救人的少年均被追认为烈士。为什么小中兴就不能呢？

　　8月7日，湖南省民政厅向衡阳市民政局和丁中兴的父亲发了一份函，认为：“对未成年人追烈在我省尚属首例，且情况特殊，因此，在我们难以做出既合理又合法的决定前，已于今年两次请示民政部，至今尚未答复。”

　　“丁中兴舍身救人的事实成立，革命烈士是他应该享受的荣誉权，不容剥夺。”7月30日，湖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赵湘宁表示，“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将未成年人定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考虑他们智力、能力的不足而限制其某些义务，但并未限制其应享受的权利，民政部门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来拒批追认丁中兴为革命烈士，显然与立法精神相悖。

　　今年上半年，中国中成药和出口源药材的进出口一直出于逆差状态。世界草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达160亿美元，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递增。我国拥有约4000种中药品制剂，在国际市场上的覆盖率却仅为3%到5%。

　　人们还记得，1995年中药出口曾创造了7.7亿美元的辉煌，但1996年至1999年，中药出口连续４年走麦城，出口额大幅下降。自1998年起，我国第一次出现中成药进口量反超出口量，1999年第一季度，中成药出口量又比1998年下降30%，而中成药实际进口量却增加了３倍。但当2000年的数字出笼时，全国近3000家中药企业似乎又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2000年中药出口增长幅度快于进口，全年出口5.54亿美元，同比上年增长7.7%。可是，这之后却让人担忧起来。

　　仅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全国中药总产值达589.5亿元，其中判断中药发展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全国中药进出口总产值只有11.58亿美元，源药材进出口产值为4.39亿美元，顺差2.38亿美元，但去年中国买入的中成药逆差达3.9亿美元，在世界中药总量中国占90%以上的前提条件下，中国进口中成药和出口源药材的差额却达1.52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中药产业白白亏损了1.52亿美元。

　　随着进口数字的逐步扩大，敏感人士开始预见，曾经养活中华民族的中药恐怕将连国内市场都难以保住。有专家提醒，加入WTO以后的３年内，药品进口关税将平均下调60%，“洋药”包括“洋中药”可能大规模进入。这对我国传统的中药产业可能构成冲击。

　　沈阳药科大学校长姚新生院士认为，生产工艺、质量监控、服务观念等方面发问题直接阻碍了中药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在没有明文规定垃圾要分类投放之前，人们纷纷要求、呼吁垃圾应该分类投放。可当政府出台了规定，并为此提供场地和分类设施后，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人却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只有不到2%的人按规定分类投放。

　　以重庆市为例。从年初开始，重庆市开始在部分社区、街道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以推进垃圾分类处理进程。大半年过去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目前，即使经过分类，绝大部分垃圾还是传统的方式进行填埋、焚烧。

　　近日，记者在中山四路和曾家岩社区发现，特制的分类垃圾箱虽标明“不可回收”、“可回收”、“废电池”，但20分钟内的12位扔垃圾路人中，分类投放的仅2人。

　　“为什么不按说明扔呢？”一位市民回答：“垃圾都是匆匆一扔了事，没有注意到上面的要求。”一名将塑料饮料瓶扔进“不可回收”桶中的市民称：“平时习惯了，在家总是把各种垃圾扔到一个塑料袋里。”环卫工人老李对此已经见惯不惊了，她说现在她们也管得少了。

　　环卫所刘先生说，今年春节后在该辖区内进行分装垃圾试点，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从这半年的时间来看，收效甚微，市民对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都不是分得很清楚，更别说这样去做的重要性。当初搞分装垃圾，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几乎增加了一倍，每天收两次，还要使用专门的垃圾袋。现在只能做到对废电池回收后送相关部门进行环保处理，而对“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还未进行分类处理，只是统一卫生掩埋。

　　一位工作人员实话实说：“就目前的规模，即使进行了分类回收，在我们这里照样进行统一填埋、焚烧，为这么点‘可回收’而专门进行分类处理，经济上得不偿失。”

　　目前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人们只说不练，缺乏真正“垃圾无害化”的环卫意识。“分装垃圾”正处于一个“虎头蛇尾”的尴尬处境。

　　曾经引起全社会欢呼的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在中国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3年共扩招300多万人，计划2005年大学在校生将达到1600万人。

　　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然而，高校扩招在持续4年后已陷入尴尬境地。

　　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大多数学校的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顿时紧张起来。北京大学新入学的学生不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现其中夹有一份附加的通知，通知声明学校不能解决所有计划内学生的床位，要求学生写出同意自己解决住宿的保证书交到院里。

　　这样的事在扩招后变得很普遍。学校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学校的投入赶不上扩招的速度。名校出于质量及利益等多重考虑，普遍缺乏扩招动力，普通高校也是颇有怨言，扩招的学生对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亦有诸多不满……

　　在连续3年声势浩大的扩招潮后，今年的高校招生出现了一些“逆流而动”的东西。先是北大、清华、人大等几所名校宣布今年不再扩招。接着，武汉大学不但不扩招，本科生反而比去年少招1000人。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硬件不足、经费短缺”，很多学校对扩招显示出越来越谨慎的态度。

　　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275万人，比去年增加10%。这个增幅与1999年的47.4%、2000年的25%、2001年的17%比起来下滑了很多。当然，早在去年，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就指出，今后几年扩招的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15%的目标。

　　“因此从数字上来看，扩招在按计划进行。”一位专业人士说，“但是上面一连串信息也确实传达出一种信号：急剧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旧有教育体制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如果继续单纯地只追求‘量’的增加而不配合以相应的制度变革，这种矛盾会日益突出。”

　　9月，陕西省白水县委副书记马银录为处理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粗暴，违纪甚至违法，侵犯了农民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时带领镇领导挨家挨户向农民道歉。

　　然而，马银录向农民道歉，违反了一些干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招致了周围人对他的非议。为此，他在县里遭遇部分干部当面质问：“你向农民道歉是代表谁？”

　　马银录作为县领导，如此道歉有何不合适？竟招致周围人的不解和质疑，恐怕是因为伤及了许多干部既得利益的缘故。

　　时下，在整个农村，少数干部不尊重群众，不能做到依法行政的事例并不少见。马银录带头向农民道歉，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既有的“平衡”。少数基层干部置身农村，却体会不到农民的艰辛，甚至只顾一味地向农民索取，白水县恶性事件的酿成与这里干部的作风便有着极大的关系。马银录在解决此事时，不但尊重农民，积极与农民沟通，还把农民当作朋友来看待，自然会赢得农民的欢迎。

　　马银录带领镇干部真诚地向村民道歉后，从来没有鼓掌习惯的村民竟给他鼓了５次掌。不少群众掉了泪。一位村民说：“我们现在只信任马书记，如果干部都能像马书记那样，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根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如今一些群众之所以跟少数基层干部产生对立情绪，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当地政府行政规范上的问题，农民的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基层干部的服务不到位，却又希望农民自觉交税等等。这些具体的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于政府行政规范的改革和建设。

　　11月30日，在高速路采育出口附近发生一起车祸后，车上的两女一男受伤。可当时众多的围观者中，没人向伤者伸出援手，倒是路过的两位外国人跟着忙活。

　　张先生一家三口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的两位外国同事到廊坊一家儿童救助机构送礼物，下午3时左右在返京途中，距离采育出口大约2公里时，发现前边发生了交通事故。两辆卡车与一辆绿色奥拓车相撞，一个女子躺在离这辆奥拓车不远的地上，一个男子眼角淌着血，旁边众多围观者“兴趣盎然”地看着两位卡车司机试图将车后座上的另一个女伤者搬出车。张先生赶忙上前帮忙，三人合力才将已经不能动弹的女子从车里弄了出来。

　　张先生催促卡车司机赶紧打电话报警叫急救车，自己则跑到紧随事故车之后的一辆红旗轿车旁，让司机帮忙将伤者赶紧送往医院，可得到的答复却是“我还有事”。张先生开始指挥着车辆小心通过，想从中再找到一辆宽敞的车来送伤者，排队的第三辆车是一辆“依维柯”，车是很合适，可司机的答复也是一样——没时间，之后一辆大面包车再一次将这句冷冰冰的话甩给了张先生。十几辆车过去了，没找到一辆可以送伤者的“救命车”。

　　此时，张先生的切诺基也排到了车队的头几辆，车上的同行者看到也赶紧下来帮忙。两位外国同事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伤者身上，怕地上的寒气冻坏了伤者，二人又轻轻地抱起了伤者的头枕在自己腿上。

　　左问右问，无人帮忙，张先生只得决定：“在咱们的车里凑合挤挤吧，总比耽误救人强。”于是妻儿合坐在副驾驶座上，一位女伤者被平放在后座的两位外国同事腿上，另一位女伤者平躺在了后座后面的车厢里。

　　不久后，在大羊坊出口处，张先生将两位伤者送上了正等在那里的急救车。大家这才长出一口气，算是放了心。可张先生回想那些拒绝送伤者的“忙人”，心里的这口闷气直到今天也没能散去，“看着帮忙救人的外国同事，我的脸直发烧，不知说些什么好。我就不明白，这些人都是怎么了？有什么比救人命还重要的？

　　我们的文明就差一点点，可要刷新这一点点却不容易。10月23日下午，一辆出租车停在亮马桥附近一处人行横道上等客，一位老外步行经过，便朝这辆车走过去。出租车司机以为打车，不料老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他说：“先生，这是人行横道，不是出租车站，你不应该在这里停车。”

　　时下，IT业是最时髦的职业，IT人成了网络时代的冲浪者。然而，在中关村，在以男性为主的IT世界里，正迅速滋生着大批感情无着落的寂寞单身汉。

　　“高学历、高职位、高工资”的三高群体大多有名牌大学学历和在跨國公司的工作经历，年薪在10万到50万元。年龄二、三十岁的IT人，虽然大多才财兼备，但在经过几年与电脑为伍的奋斗岁月后，他们仍然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王老五”。

　　据一项调查显示，财政部下属安易财务软件公司的单身员工约40多人，北大方正研究院500多名员工，200多名没结婚，在清华同方的统计数据中，整个集团2358人，989个未婚。而清华紫光的数字更是惊人，800多名员工，近700人还没结婚。单身人员的比例之大，或许就是连IT人自身也是始料未及的。

　　这些以男性为主的单身员工，大多工作繁忙，接触异性的机会很少，而企业大都规定内部员工之间不得谈恋爱，这使那很少的机会简直更加渺茫了。

　　“其实不是我们很另类，也不是我们眼光太高。”一位在某软件公司就职的丁先生颇为感慨地说，“只因为我们日常的工作太繁忙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追女孩。有时，我们开玩笑地说，没准这辈子只能娶个PC做老婆了。”

　　单身员工跳槽比已婚员工更容易，为员工解决个人问题也是留住员工的办法之一以年轻人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单身员工多和流动性大是两个极其突出的特点。采访中发现，认为没有必要帮助员工解决个人问题的企业，不约而同地都在强调员工流动性很大，而正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工作的企业却没有提及此点。

　　北京汉王公司人事部经理杨晶涛说：“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很难留下，年轻员工流动性高。”在很多地方，父母让浪荡成性的儿子安定下来的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给他娶个老婆。高科技企业要留住员工，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借鉴？

　　备受关注的延安“黄碟事件”近日有了新的进展，当地检察机关做出了对当事人张某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这意味着被公安机关羁押了14天的张某将被释放回家。

　　今年8月18日晚上11时许，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万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在播放黄碟。接警后，派出所出动民警来到举报所称播放黄碟的房屋，发现是两夫妻在观看黄碟。当民警欲扣押收缴黄碟和VCD机、电视机时，与这家的男主人张双树（化名）发生冲突，当晚被派出所带走并留置到第二天。10月21日，张被公安分局刑事拘留。10月28日，警方以张双树涉嫌妨碍公务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案件发生后，当地媒体进行了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人通过媒体或者其他途径对警方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公权不应该随意干涉私权空间”，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谈话，对警方的行为进行批评。在一些著名网站的留言栏里，关于此案的评论多达数千条，其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意见。

　　对“公权干涉私权空间”的批评，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大倒苦水，他说：“看黄碟的地点根本就不是家，而是一个诊所，从严格意义上讲，那是公共场所。”

　　看黄碟的具体地点位于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屹堵村的一处诊所后屋。诊所面对该村的一条大道，紧邻的一排房屋是商业用门面。诊所由两个通透的商业门面用房构成，里面摆有5张用于输液的床铺。在诊所内，有一个没有完全隔离的小空间，里面摆放着一张床和电视机等物品。张双树的母亲指着这张床对记者说，这就是看黄碟的地方。

　　11月3日下午，张双树在宝塔区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当天晚上，他们夫妻俩确实在诊所内看了一会儿黄碟。他说，自己家住宝塔区元龙寺乡槐树屹台村，妻子娘家则在诊所后面的山上。今年3月份，他在所租的商业门面内开了诊所。为了方便，他和妻子李俏（化名）常常住在诊所内，但“主要家具和生活用品放在山上租的一个窑洞内，因为上面大些”。

　　公安局的人认为，诊所位于繁华地段，人员来往众多，不能算是家，因为夫妻两人有另外固定的住处。但诊所周围的群众则说，虽然诊所的房屋是张双树租用的商业用房，但他们夫妻俩“基本上在诊所内生活”，应该看作是他们的“家”。

　　一位律师称，如果警方不能从程序和主体上证明自己的合法，则张双树妨碍公务罪的指控很难构成，因为妨碍公务罪的前提必须是公务合法。

　　“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一定要依法办案。”延安市宝塔区政府代区长祁玉江表示，“在经过认真调查后，如果是公安部门的错，则要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蒲红果